文/季家希 《从<中国>到中国》第四集《中国有知音》导演
回忆这一年的创作之路,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人们总是会被“近世”的结果模糊过去的记忆,我也不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,所以趁着春节假期我放空了几天,才敢提笔回忆这梦一般的一年。
那是狗年春节前夕,我们的创作总监刘军卫老师,提出了一个新想法:寻访几十年前外国人拍的中国纪录片(《中国》《上海1978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),看一看新旧影像中的中国发展。这真是个天才的点子——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,当旧影像和新画面放在一起时,冲击力肯定特别强,这是我刚接到这个项目时的想法,然而,越往细想,越觉得这个看似具体的想法,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
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豆瓣评分
这是一套系列片,我是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这一集的分集导演,那么整套纪录片表达什么,这一集在整套纪录片里承担什么作用,我要表达的内容体系是怎样的,我又要如何向观众进行叙述。内容的调研是这一切的基础,剩下的,就要靠整个项目组共同解决和统一了。于是,我们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调研阶段。
常规的调研基本分成三个部分:找人、找事、了解背景,这次的调研也不例外。我沿着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影像,开始寻找影片中出现的地点和人物。和其它集不同,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记录了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·斯特恩1979年的中国之旅,片中没有太多对中国社会风貌的记录,而是主要把镜头瞄准了音乐界:交响乐团、民乐团还有音乐学院。集中的领域,简化了我调研的脉络,我不必再费力寻找同样的地点,只需着力寻找影片中出现的人物,这些机构也许能成为我找到他们的线索,斯特恩大师的自传也为我提供了很多“一手资料”。
大提琴家王健老师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人物,他在片子里还是个10岁的小学生,戴着红领巾,给斯特恩大师演奏大提琴。因为之前的项目,我曾经拍摄过王健老师。尽管几乎每个采访过王健老师的人都会写,他人特别好,特别平易近人,我还是要说,王健老师真的满足了我对大师的所有幻想,当你采访他时,你能感觉到他的真诚与美好。春节前,我和王健老师约好,等节后有空向他请教一些问题,作为前期采访,并且在2018年的7月拍摄一次正式采访。
再次沟通前,除了温习为之前的拍摄做的功课,我又着重查了一些中国音乐发展的背景资料,可总觉得是在圈外捕捉碎片,很难形成体系。节后和王健老师虽然聊的内容不多,但是基本确定了一个方向:中国音乐就是从王健老师那一批“电影里的孩子”开始,迅猛发展的。可以说是这次请教,指明了之后近一年的创作方向。
年后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寻人与联络。那段时间我们整个项目组似乎都陷入了一个魔咒:好不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了,可是再一查,发现老先生已经去世了。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,片中主人公艾萨克·斯特恩大师,还有大段出现的谭抒真老师、李德伦老师都已经去世了,而剩下的人物,大都是当年音乐学院的学生。时隔四十年,如何找到那一张张“年轻”的面孔呢?
不得不说,我非常幸运,尽管当年的影片没有给这些学生标注姓名,但因为斯特恩大师访华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,至今仍有许多纪念活动,1999年和2009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都专门做了纪念音乐会,请来了那些曾经的琴童。通过这些活动,我终于找到了片中人物的名字,搜集到了他们的故事和经历。
而更妙的是,我发现上海即将在8月举办以艾萨克·斯特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,由斯特恩家族、余隆(著名指挥家)和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建立,斯特恩大师的儿子大卫·斯特恩先生和影片中的出现过的徐惟聆老师,将一同担任评委会联合主席,这个活动真是串起旧影像和当下事实的绝妙串联!当然,这还需要一系列的联络与规划。
最终,在上海交响乐团、同事李艺彤的父亲、以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夏琼老师、余隆先生的助理李佳老师的帮助下,我联系上了大卫·斯特恩先生、徐惟聆女士、余隆先生以及比赛组委会。联系的过程总是繁琐而缓慢,好在最终是一个好的结果,感谢各位老师。
在寻人的过程当中,找到吕宛如老师的过程最为传奇。吕老师是当年斯特恩大师访华的陪同翻译,在电影中有许多镜头,我知道她肯定能补充很多重要的背景信息,但是和当年的琴童们一样,影片并没有标注这位翻译的姓名。在不知道名字的情况下,如何找到她呢?我决定碰碰运气,看看片尾的鸣谢名单中是否有她,毕竟片尾鸣谢了那么多人,说不定也鸣谢了翻译老师。于是我用片尾鸣谢中出现的拼音名字进行搜索,用搜到的照片进行比对,寻找这位神秘的女翻译。当我试到对外友协的“Liu Wanru”时,虽然没有搜到一个叫“刘宛如”的人,但我觉得这位“Liu Wanru”无论是所属机构还是名字,都很像是一个能接待外宾的女翻译,说不定是外国人打拼音时打错了。
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,我认定了“Liu”可能有错,但是“Wanru”肯定是准确的,而且大抵不是“宛如”就是“婉如”。果然,马上我就在对外友协的网站上搜到了“吕宛如”这个名字,还是从“美大部”退下来的。搜出照片一看,还真就是我寻找的女翻译!
片尾鸣谢中的“Liu Wanru”与影片中的女翻译
激动过后,我又开始发愁如何联系上吕老师,之前的经验让我明白,联系一个机构的退休部门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你最好有封介绍信,或者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以及你要干什么。我想我大概是嘟囔了一句“该怎么找到吕宛如啊”这类的话,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同事任晓宇问我:“你是要找友协的吕宛如吗?我有她同事的电话。”直到我拨通了吕老师家的电话,听到吕老师声音的那一刻,我才真的相信,我找到她了,这就是影片里那字正腔圆的女翻译!
40年后的吕宛如女士
随后,我和我们的总导演朱允去吕老师家拜访了她,听吕老师讲了很多镜头之外的故事,补充了很多时代背景。最有启发性的一点是,她说是斯特恩先生的访华激励了当时一批中国学音乐的学生,让学生们感受到自己是有前途的。这个信息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,作为九零后,我能设想却很难体会“文革”造成的小心与忐忑,吕老师让我明确了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不仅是“古今”对比中的参照物,更是一个真正的起点。
除了在找人方面的进展,3月份,我们还确定了片子的表达形式:我们将跟拍寻访人寻找“老片子”,用第一人称表达。寻访人可能是老片子导演的儿子,也可能是与之相关的人物,而我的最佳人选将是斯特恩大师的儿子大卫·斯特恩: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,还创立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小提琴比赛。4月7日,他将在上海举办音乐会,通过上海交响乐团,我得到了采访他的机会,这也是我邀请他参与片子的唯一机会。
对于艺术家,我总有一种敬畏感,觉得他们值得最高级别的尊敬,总是会担心自己的表达或行为不够礼貌。通过网络和斯特恩大师的自传,我大致对大卫有了一些了解:出身音乐世家,耶鲁毕业,还继承了父亲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。这样的情况喜忧参半:他应该不会是那种“孤僻的艺术家”,会好沟通,但是不好“糊弄”,你的一点点迟疑或者无序都会被他发现,继而质疑你和你团队的能力,更何况,这中间还夹杂着语言与文化的差异。我没有想过如果被拒绝的Plan B,只是一遍遍推演着和他对话的种种可能情况,公司里的同事Apple姐给我讲了很多与外国人沟通需要注意的礼仪与表达方式,还特别帮我当了几次陪练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帮我打气,最后Apple姐肯定地跟我说,我觉得你准备好了。
上海的第一次拍摄,开始得比较顺利,我们先拍摄了大卫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。考虑到这一集的音乐属性,我希望有关音乐的镜头都能够“音画对位”,而不是靠蒙太奇,在镜头切换时,把看起来差不多的演奏镜头拼在一起,而这就要求现场必须进行多机位拍摄。同时,出于对排练质量的保证,乐团禁止我们在排练期间上舞台或移动机位,防止出现噪音影响排练效果,我们只能在排练有限的休息间歇进行调整,这就要求摄影们必须走位精准,我们没有犯错的机会。我和摄影王龙飞、杜阳还有李猛在拍摄前一天到排练厅踩了点,不得不说,我们的选择并不多,尽管我们可以围着舞台一圈摆放机位,但是,不能上舞台的硬性要求,使摄影们能做的实在有限。可以说,这与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拍摄截然不同,四十年前基本上是想在哪拍就在哪拍,想贴多近都可以。乐团对拍摄更严格的要求,应该算是中国音乐的进步,却也给我们的拍摄工作带来了麻烦,经过多轮的“讨价还价”,我们最终获准提前在指挥台前放好一台机器,在排练快开始时开机,然后摄影师撤开,由机器“自行”拍摄,这就是正片开始时,大卫狂甩指挥棒的镜头。
彩排之后,我们将直接与大卫对话,这也将是上海之行最重要的部分,尽管已经在脑中演练了无数次,但现实,总能给出不同的答案。采访完成得异常顺利,大卫对我们找到了“Mrs Lv”(吕宛如)表示非常震惊,1979年之后,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。大卫当场跟我要了吕老师的电话号码,想邀请她参加自己在北京的音乐会,于是就有了正片中的“世纪相会”。不过,对于我想找时间聊聊邀请他成为寻访人的预约,大卫表示,加我微信,咱们微信上说吧。然后,就是2天没有回信。
全情投入的大卫·斯特恩
我以为大卫对我们的策划并不感兴趣,所以不打算回微信,等到音乐会结束的第二天,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想着“毕竟采访了人家一场,祝贺一句音乐会成功应该不算太讨人厌吧”,我给大卫发了微信。万万没想到,这一次,他回信了,还同意在第二天见面聊聊。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!次日,我和专程赶来上海的总导演朱允一起见了大卫,事情进行得出人意料的顺利,他答应了作为片子的寻访人,对如今的中国开启一次新的探访之旅,还分享了他能配合拍摄的时间与行程;更重要的是,他与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音乐的理解,以及他对于当今中国的兴趣点。
同一天的下午,我们还约到了徐惟聆老师,与她沟通了我们的拍摄意图和拍摄内容,与徐老师预约了几个月后的采访和她上课内容的拍摄。
接下来的任务,便是规划大卫的中国旅程,这也是全片的重中之重。与其它几集的内容不同,让大卫重走父亲在片子里的道路并不可行。通过斯特恩大师的自传我们可以知道,当年他们一路游览了北京、西安、桂林、上海、广州,这基本上是当时接待外宾的标准配置,除了西安的兵马俑因为保护文物没让拍摄,其它地方都留下了影像,但是在片中,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大师在音乐学院里的内容,如果完全根据影片的内容规划拍摄,将会让全片变成音乐学院的发展史。显然,我们需要根据大师的思想内核,探寻一些新的目的地,规划一次能与老片子和大卫产生共鸣的全新旅程。
在之前的沟通中,大卫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的影响,以及如今人们学音乐的原因的好奇,同时,我们也了解到,大卫近二十年间基本每年都会来中国演出,他对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,但是离开北上广,他基本一无所知,在他眼中,深圳、杭州都算偏远一点的城市了。于是,结合他的兴趣和对中国的认知情况,我们最终确定了两大块行程:与礼乐相关的山西威风锣鼓,和齐·宝力高大师建立的国际马头琴学院,让他可以探访古朴的中原,再到塞外看看那里的音乐教育。
为了实现合理充实的行程规划,调研自是不可少,调研员张可嘉的进驻帮了大忙。除了网络资讯的收集整理,我们还进行了实地踩点:大到对网络信息的核实补充,小到计算每个地点之间的通勤时间与成本,细致的准备工作,为最后的实际拍摄提供了保障。
同一时间,对于片中人物的采访和比赛的跟拍,也进入最后紧张的联络阶段,千头万绪,且进展不一。最顺利的,当属王健老师的采访了。这是在年后就约好的事情,王健老师还提供了绝妙的拍摄地点——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,这是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中他为斯特恩大师演奏的地方。当我联系到上海音乐学院时,学院的老师们都不知道王健老师当年在这里演出的事,还反复与我确认是不是我听错了。总之,能够实现王健老师的故地重游,还是要多多感谢学校的配合,暑假期间,还专门为我们开门开灯。当然,也必须感谢王健老师的配合与分享,每一次与他对话,都收获颇丰。
余隆先生的联络算不上顺利,但经过四个多月的等待,总算约上了他的时间,在这里,必须再次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夏琼老师,和“余指”的助理李佳老师,多亏了两位老师坚持不懈地为我们争取,我们才能约上采访。要知道,“余指”实在是个大忙人,他上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还是在一年半以前。“余指”在采访时还跟我们说,接受采访要么是为了宣传,要么是需要澄清,而他都不需要,这次因为要讲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故事,他才愿意空出宝贵的时间。我们是在“余指”的办公室进行的采访,采访期间,门外已经排了好几位老师等着要与“余指”谈工作,几乎采访刚一结束,他就立刻开始了下一轮的工作。
同样好事多磨的,还有比赛的联络,因为大赛的国际惯例,很多场景我们不可以进行拍摄,关于什么内容可以拍,什么内容组委会可以提供视频素材,我们进行了很多回合的沟通。关于比赛的拍摄,最为有趣的当属大卫和他哥哥迈克尔的采访了。迈克尔是这次比赛决赛的特邀指挥,和弟弟一样健谈,采访刚一开始,他就自我介绍道,“我是那个在老片子中翻琴谱的金发男孩”。这可真是吓了我一跳!须知,在此之前,各类资料和当事人采访都在说,翻琴谱的是大卫,真是个大乌龙!看到我的震惊,迈克尔还指着头发说,你看,头发的颜色不一样,我是金发,大卫是黑发,当然,现在都满头白发了。果然,时光总是带来许多“秘密”,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,不是吗?
被误以为是大卫·斯特恩的哥哥迈克尔·斯特恩(指挥家)
整个八月,除了比赛内容的紧张拍摄,还对九月初的旅行进行了最终的敲定,每天都在进行艰难的权衡:要对旅行进行安排,但同时,又要保证大卫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,而不是完全被我们安排,我们把他送到场景中,安排专家为他讲解,至于他们聊什么,就是自己的自由了。关于齐老师的学校我并不十分担心,这应该是他们内行人熟悉的交流,而大卫也是个外向健谈之人,我只是担心礼乐文化的内容是否过于晦涩,很难在几天的旅行当中感受和理解。
实际的旅行,从成片中能看到,大卫玩得还算开心,也算是颇有收获。但镜头之外,我们遇到了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:飞机晚点导致没赶上后面的高铁,租的车太小放不下所有的行李和设备,第一天的行程过于密集太过消耗等等。必须得说,除了尽心尽力地完成本职工作,拍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,也都是旅行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一环:遇到什么奇怪的词汇,都要坚持翻译的张可嘉,除了担任翻译,他还是旅行和拍摄之间的润滑剂,无论是赶路无聊时,还是拍摄准备需要等待时,可嘉作为大卫的主要聊天对象,总能保证大卫被礼貌地安置;总和大家开玩笑,活跃气氛的摄影Dragonfly(他本名叫王龙飞,用英文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,他说龙的意思是dragon,飞是fly,所以他是dragonfly);话不多,但总是默默在我顾不上时为我善后的摄影师杜阳,作为山西人,他还在拍摄中提供了很多当地人才知道的消息;还有摄影助理吴帅,分担了大量的体力工作,虽然似乎秉承着多出力,少说话的原则,但在我不方便沟通时,他帮我分担了许多;当然,还有大卫和夫人卡塔,尽管旅行劳累,却从来没有过抱怨,还与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……
几乎每一天,都在遇到问题,解决问题中度过,到拍摄完成时,我想着,完成就是胜利,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需要在后期解决。
后期的解构与剪辑总是充满了阵痛,先天碎片化的拍摄,使故事线和情感线的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正片里最终呈现的这个夹杂着个人传奇、历史演进和比赛赛程的心路历程,可以说是各种元素平衡后的结果。我很难说,它能像史书一样,陈述了历史演进的严谨结构;或是英雄电影那样,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,我只能说,它提供了一个贴近过去的新思路,丰富了一段我们的共同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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