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季家希 《从<中国>到中国》第四集《中国有知音》导演
回忆这一年的创作之路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人们总是会被“近世”的结果模糊过去的记忆，我也不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所以趁着春节假期我放空了几天，才敢提笔回忆这梦一般的一年。
那是狗年春节前夕，我们的创作总监刘军卫老师，提出了一个新想法：寻访几十年前外国人拍的中国纪录片（《中国》《上海1978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），看一看新旧影像中的中国发展。这真是个天才的点子——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，当旧影像和新画面放在一起时，冲击力肯定特别强，这是我刚接到这个项目时的想法，然而，越往细想，越觉得这个看似具体的想法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
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豆瓣评分
这是一套系列片，我是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这一集的分集导演，那么整套纪录片表达什么，这一集在整套纪录片里承担什么作用，我要表达的内容体系是怎样的，我又要如何向观众进行叙述。内容的调研是这一切的基础，剩下的，就要靠整个项目组共同解决和统一了。于是，我们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调研阶段。
常规的调研基本分成三个部分：找人、找事、了解背景，这次的调研也不例外。我沿着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影像，开始寻找影片中出现的地点和人物。和其它集不同，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记录了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·斯特恩1979年的中国之旅，片中没有太多对中国社会风貌的记录，而是主要把镜头瞄准了音乐界：交响乐团、民乐团还有音乐学院。集中的领域，简化了我调研的脉络，我不必再费力寻找同样的地点，只需着力寻找影片中出现的人物，这些机构也许能成为我找到他们的线索，斯特恩大师的自传也为我提供了很多“一手资料”。
大提琴家王健老师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人物，他在片子里还是个10岁的小学生，戴着红领巾，给斯特恩大师演奏大提琴。因为之前的项目，我曾经拍摄过王健老师。尽管几乎每个采访过王健老师的人都会写，他人特别好，特别平易近人，我还是要说，王健老师真的满足了我对大师的所有幻想，当你采访他时，你能感觉到他的真诚与美好。春节前，我和王健老师约好，等节后有空向他请教一些问题，作为前期采访，并且在2018年的7月拍摄一次正式采访。
再次沟通前，除了温习为之前的拍摄做的功课，我又着重查了一些中国音乐发展的背景资料，可总觉得是在圈外捕捉碎片，很难形成体系。节后和王健老师虽然聊的内容不多，但是基本确定了一个方向：中国音乐就是从王健老师那一批“电影里的孩子”开始，迅猛发展的。可以说是这次请教，指明了之后近一年的创作方向。
年后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寻人与联络。那段时间我们整个项目组似乎都陷入了一个魔咒：好不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可是再一查，发现老先生已经去世了。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片中主人公艾萨克·斯特恩大师，还有大段出现的谭抒真老师、李德伦老师都已经去世了，而剩下的人物，大都是当年音乐学院的学生。时隔四十年，如何找到那一张张“年轻”的面孔呢？
不得不说，我非常幸运，尽管当年的影片没有给这些学生标注姓名，但因为斯特恩大师访华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，至今仍有许多纪念活动，1999年和2009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都专门做了纪念音乐会，请来了那些曾经的琴童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我终于找到了片中人物的名字，搜集到了他们的故事和经历。
而更妙的是，我发现上海即将在8月举办以艾萨克·斯特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小提琴比赛，由斯特恩家族、余隆（著名指挥家）和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建立，斯特恩大师的儿子大卫·斯特恩先生和影片中的出现过的徐惟聆老师，将一同担任评委会联合主席，这个活动真是串起旧影像和当下事实的绝妙串联！当然，这还需要一系列的联络与规划。
最终，在上海交响乐团、同事李艺彤的父亲、以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夏琼老师、余隆先生的助理李佳老师的帮助下，我联系上了大卫·斯特恩先生、徐惟聆女士、余隆先生以及比赛组委会。联系的过程总是繁琐而缓慢，好在最终是一个好的结果，感谢各位老师。
在寻人的过程当中，找到吕宛如老师的过程最为传奇。吕老师是当年斯特恩大师访华的陪同翻译，在电影中有许多镜头，我知道她肯定能补充很多重要的背景信息，但是和当年的琴童们一样，影片并没有标注这位翻译的姓名。在不知道名字的情况下，如何找到她呢？我决定碰碰运气，看看片尾的鸣谢名单中是否有她，毕竟片尾鸣谢了那么多人，说不定也鸣谢了翻译老师。于是我用片尾鸣谢中出现的拼音名字进行搜索，用搜到的照片进行比对，寻找这位神秘的女翻译。当我试到对外友协的“Liu Wanru”时，虽然没有搜到一个叫“刘宛如”的人，但我觉得这位“Liu Wanru”无论是所属机构还是名字，都很像是一个能接待外宾的女翻译，说不定是外国人打拼音时打错了。
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，我认定了“Liu”可能有错，但是“Wanru”肯定是准确的，而且大抵不是“宛如”就是“婉如”。果然，马上我就在对外友协的网站上搜到了“吕宛如”这个名字，还是从“美大部”退下来的。搜出照片一看，还真就是我寻找的女翻译！
片尾鸣谢中的“Liu Wanru”与影片中的女翻译
激动过后，我又开始发愁如何联系上吕老师，之前的经验让我明白，联系一个机构的退休部门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你最好有封介绍信，或者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谁以及你要干什么。我想我大概是嘟囔了一句“该怎么找到吕宛如啊”这类的话，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同事任晓宇问我：“你是要找友协的吕宛如吗？我有她同事的电话。”直到我拨通了吕老师家的电话，听到吕老师声音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相信，我找到她了，这就是影片里那字正腔圆的女翻译！
40年后的吕宛如女士
随后，我和我们的总导演朱允去吕老师家拜访了她，听吕老师讲了很多镜头之外的故事，补充了很多时代背景。最有启发性的一点是，她说是斯特恩先生的访华激励了当时一批中国学音乐的学生，让学生们感受到自己是有前途的。这个信息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，作为九零后，我能设想却很难体会“文革”造成的小心与忐忑，吕老师让我明确了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不仅是“古今”对比中的参照物，更是一个真正的起点。
除了在找人方面的进展，3月份，我们还确定了片子的表达形式：我们将跟拍寻访人寻找“老片子”，用第一人称表达。寻访人可能是老片子导演的儿子，也可能是与之相关的人物，而我的最佳人选将是斯特恩大师的儿子大卫·斯特恩：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，还创立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小提琴比赛。4月7日，他将在上海举办音乐会，通过上海交响乐团，我得到了采访他的机会，这也是我邀请他参与片子的唯一机会。
对于艺术家，我总有一种敬畏感，觉得他们值得最高级别的尊敬，总是会担心自己的表达或行为不够礼貌。通过网络和斯特恩大师的自传，我大致对大卫有了一些了解：出身音乐世家，耶鲁毕业，还继承了父亲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。这样的情况喜忧参半：他应该不会是那种“孤僻的艺术家”，会好沟通，但是不好“糊弄”，你的一点点迟疑或者无序都会被他发现，继而质疑你和你团队的能力，更何况，这中间还夹杂着语言与文化的差异。我没有想过如果被拒绝的Plan B，只是一遍遍推演着和他对话的种种可能情况，公司里的同事Apple姐给我讲了很多与外国人沟通需要注意的礼仪与表达方式，还特别帮我当了几次陪练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帮我打气，最后Apple姐肯定地跟我说，我觉得你准备好了。
上海的第一次拍摄，开始得比较顺利，我们先拍摄了大卫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。考虑到这一集的音乐属性，我希望有关音乐的镜头都能够“音画对位”，而不是靠蒙太奇，在镜头切换时，把看起来差不多的演奏镜头拼在一起，而这就要求现场必须进行多机位拍摄。同时，出于对排练质量的保证，乐团禁止我们在排练期间上舞台或移动机位，防止出现噪音影响排练效果，我们只能在排练有限的休息间歇进行调整，这就要求摄影们必须走位精准，我们没有犯错的机会。我和摄影王龙飞、杜阳还有李猛在拍摄前一天到排练厅踩了点，不得不说，我们的选择并不多，尽管我们可以围着舞台一圈摆放机位，但是，不能上舞台的硬性要求，使摄影们能做的实在有限。可以说，这与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拍摄截然不同，四十年前基本上是想在哪拍就在哪拍，想贴多近都可以。乐团对拍摄更严格的要求，应该算是中国音乐的进步，却也给我们的拍摄工作带来了麻烦，经过多轮的“讨价还价”，我们最终获准提前在指挥台前放好一台机器，在排练快开始时开机，然后摄影师撤开，由机器“自行”拍摄，这就是正片开始时，大卫狂甩指挥棒的镜头。
彩排之后，我们将直接与大卫对话，这也将是上海之行最重要的部分，尽管已经在脑中演练了无数次，但现实，总能给出不同的答案。采访完成得异常顺利，大卫对我们找到了“Mrs Lv”（吕宛如）表示非常震惊，1979年之后，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。大卫当场跟我要了吕老师的电话号码，想邀请她参加自己在北京的音乐会，于是就有了正片中的“世纪相会”。不过，对于我想找时间聊聊邀请他成为寻访人的预约，大卫表示，加我微信，咱们微信上说吧。然后，就是2天没有回信。
全情投入的大卫·斯特恩
我以为大卫对我们的策划并不感兴趣，所以不打算回微信，等到音乐会结束的第二天，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想着“毕竟采访了人家一场，祝贺一句音乐会成功应该不算太讨人厌吧”，我给大卫发了微信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回信了，还同意在第二天见面聊聊。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！次日，我和专程赶来上海的总导演朱允一起见了大卫，事情进行得出人意料的顺利，他答应了作为片子的寻访人，对如今的中国开启一次新的探访之旅，还分享了他能配合拍摄的时间与行程；更重要的是，他与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音乐的理解，以及他对于当今中国的兴趣点。
同一天的下午，我们还约到了徐惟聆老师，与她沟通了我们的拍摄意图和拍摄内容，与徐老师预约了几个月后的采访和她上课内容的拍摄。
接下来的任务，便是规划大卫的中国旅程，这也是全片的重中之重。与其它几集的内容不同，让大卫重走父亲在片子里的道路并不可行。通过斯特恩大师的自传我们可以知道，当年他们一路游览了北京、西安、桂林、上海、广州，这基本上是当时接待外宾的标准配置，除了西安的兵马俑因为保护文物没让拍摄，其它地方都留下了影像，但是在片中，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大师在音乐学院里的内容，如果完全根据影片的内容规划拍摄，将会让全片变成音乐学院的发展史。显然，我们需要根据大师的思想内核，探寻一些新的目的地，规划一次能与老片子和大卫产生共鸣的全新旅程。
在之前的沟通中，大卫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的影响，以及如今人们学音乐的原因的好奇，同时，我们也了解到，大卫近二十年间基本每年都会来中国演出，他对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但是离开北上广，他基本一无所知，在他眼中，深圳、杭州都算偏远一点的城市了。于是，结合他的兴趣和对中国的认知情况，我们最终确定了两大块行程：与礼乐相关的山西威风锣鼓，和齐·宝力高大师建立的国际马头琴学院，让他可以探访古朴的中原，再到塞外看看那里的音乐教育。
为了实现合理充实的行程规划，调研自是不可少，调研员张可嘉的进驻帮了大忙。除了网络资讯的收集整理，我们还进行了实地踩点：大到对网络信息的核实补充，小到计算每个地点之间的通勤时间与成本，细致的准备工作，为最后的实际拍摄提供了保障。
同一时间，对于片中人物的采访和比赛的跟拍，也进入最后紧张的联络阶段，千头万绪，且进展不一。最顺利的，当属王健老师的采访了。这是在年后就约好的事情，王健老师还提供了绝妙的拍摄地点——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，这是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中他为斯特恩大师演奏的地方。当我联系到上海音乐学院时，学院的老师们都不知道王健老师当年在这里演出的事，还反复与我确认是不是我听错了。总之，能够实现王健老师的故地重游，还是要多多感谢学校的配合，暑假期间，还专门为我们开门开灯。当然，也必须感谢王健老师的配合与分享，每一次与他对话，都收获颇丰。
余隆先生的联络算不上顺利，但经过四个多月的等待，总算约上了他的时间，在这里，必须再次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夏琼老师，和“余指”的助理李佳老师，多亏了两位老师坚持不懈地为我们争取，我们才能约上采访。要知道，“余指”实在是个大忙人，他上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还是在一年半以前。“余指”在采访时还跟我们说，接受采访要么是为了宣传，要么是需要澄清，而他都不需要，这次因为要讲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》的故事，他才愿意空出宝贵的时间。我们是在“余指”的办公室进行的采访，采访期间，门外已经排了好几位老师等着要与“余指”谈工作，几乎采访刚一结束，他就立刻开始了下一轮的工作。
同样好事多磨的，还有比赛的联络，因为大赛的国际惯例，很多场景我们不可以进行拍摄，关于什么内容可以拍，什么内容组委会可以提供视频素材，我们进行了很多回合的沟通。关于比赛的拍摄，最为有趣的当属大卫和他哥哥迈克尔的采访了。迈克尔是这次比赛决赛的特邀指挥，和弟弟一样健谈，采访刚一开始，他就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那个在老片子中翻琴谱的金发男孩”。这可真是吓了我一跳！须知，在此之前，各类资料和当事人采访都在说，翻琴谱的是大卫，真是个大乌龙！看到我的震惊，迈克尔还指着头发说，你看，头发的颜色不一样，我是金发，大卫是黑发，当然，现在都满头白发了。果然，时光总是带来许多“秘密”，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，不是吗？
被误以为是大卫·斯特恩的哥哥迈克尔·斯特恩（指挥家）
整个八月，除了比赛内容的紧张拍摄，还对九月初的旅行进行了最终的敲定，每天都在进行艰难的权衡：要对旅行进行安排，但同时，又要保证大卫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而不是完全被我们安排，我们把他送到场景中，安排专家为他讲解，至于他们聊什么，就是自己的自由了。关于齐老师的学校我并不十分担心，这应该是他们内行人熟悉的交流，而大卫也是个外向健谈之人，我只是担心礼乐文化的内容是否过于晦涩，很难在几天的旅行当中感受和理解。
实际的旅行，从成片中能看到，大卫玩得还算开心，也算是颇有收获。但镜头之外，我们遇到了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：飞机晚点导致没赶上后面的高铁，租的车太小放不下所有的行李和设备，第一天的行程过于密集太过消耗等等。必须得说，除了尽心尽力地完成本职工作，拍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，也都是旅行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一环：遇到什么奇怪的词汇，都要坚持翻译的张可嘉，除了担任翻译，他还是旅行和拍摄之间的润滑剂，无论是赶路无聊时，还是拍摄准备需要等待时，可嘉作为大卫的主要聊天对象，总能保证大卫被礼貌地安置；总和大家开玩笑，活跃气氛的摄影Dragonfly（他本名叫王龙飞，用英文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他说龙的意思是dragon，飞是fly，所以他是dragonfly）；话不多，但总是默默在我顾不上时为我善后的摄影师杜阳，作为山西人，他还在拍摄中提供了很多当地人才知道的消息；还有摄影助理吴帅，分担了大量的体力工作，虽然似乎秉承着多出力，少说话的原则，但在我不方便沟通时，他帮我分担了许多；当然，还有大卫和夫人卡塔，尽管旅行劳累，却从来没有过抱怨，还与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……
几乎每一天，都在遇到问题，解决问题中度过，到拍摄完成时，我想着，完成就是胜利，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需要在后期解决。
后期的解构与剪辑总是充满了阵痛，先天碎片化的拍摄，使故事线和情感线的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正片里最终呈现的这个夹杂着个人传奇、历史演进和比赛赛程的心路历程，可以说是各种元素平衡后的结果。我很难说，它能像史书一样，陈述了历史演进的严谨结构；或是英雄电影那样，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，我只能说，它提供了一个贴近过去的新思路，丰富了一段我们的共同记忆。
更多的内容，就在片子里看吧。